晚飯后，聞名遐邇的高原風打著尖叫的口哨，一聲又一聲地從耳邊掠過，陽光依然強烈地照耀著拉薩河谷，遲遲不愿離去，河水泛著耀眼的波光，永不停息地向著雅魯藏布江奔去。沒等到夜幕降臨，我們一同散步的三個戰(zhàn)友便從拉薩河畔回到了軍區(qū)大院，繼續(xù)著我們的閑談。
　　 司令部石參謀說：“你們編輯記者是寫文章的人。千百年來，人們常把寫文章的人稱作筆桿子，說是筆頭子硬，能不能告訴我什么叫筆頭子硬？”
　　 作為石參謀的老鄉(xiāng)、我的新同事李編輯說：“傳統(tǒng)意義上所說的筆頭子硬，無非是說語言文字掌握得好一些，文字功底扎實一些。其實，根據(jù)我們的體會，文字功底不是首要的基本功，首要的基本功是要有扎實的理論功底?！?br />　　 “我同意李編輯的說法。我覺得，一個人從小學到大學，從在校學習到走出校門后的繼續(xù)學習，一生都處在不斷地學習之中，而學習的全部目的都是為了提高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們當記者編輯的同當參謀干事的一樣，對同一事物，應該以什么視覺去看，其中最本質(zhì)的東西是什么，應該從哪個角度去抓問題，怎樣更好地解決問題，取勝的根本不是文字功底而應當是理論功底。換句話說，有文字功底，僅僅是掌握了寫作的工具和方法，真要寫出好的文章，更需要革命的理論，按哲人的話說，必須掌握好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否則，連新聞敏感都不會有，即使有，也不一定準確，或者很膚淺?！?br />　　 石參謀非常贊同我們兩個的意見。
　　 上床后我想，這種認識還在基層部隊的時候就有了，只是認識深化到今天，才說出了一點道道。這些年，正是有了這樣的認識，正是有了在這一認識驅(qū)動下的努力學習，才使自己對革命理論的學習有所收獲，有所受益，真真切切地嘗到了甜頭。
　　 軍區(qū)機關每周都有半天的政治學習，《西藏民兵》雜志社十幾號人，每次學習討論時，幾乎都是我第一個發(fā)言，有時出于某種考慮想消極一下，同事們總會把目光落在我身上，或許陳總編還會點我的名，久而久之，由我第一個發(fā)言，仿佛成了一種約定。我性格外向，開口就話多，每次發(fā)言都在一個小時以上，有時甚至會說到課間休息。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第一個春天，我休完假住在西藏軍區(qū)駐川辦事處一分所等候進藏的機票。一天早上，我去成都的一家醫(yī)院抽餓血化驗肝功，發(fā)現(xiàn)這家醫(yī)院在開展抽取孕婦羊水測定胎兒性別的門診業(yè)務。憑著新聞敏感，我覺得以這種方法測定胎兒性別，作為醫(yī)學科研無可非議，但要應用于門診，在人們重男輕女的思想根深蒂固，且正在推行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情況下，將有許多女孩胎死腹中，造成下一代男女比例失衡，給婚配埋下后患。想到這些，我當天便向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發(fā)去一稿，幾天后在《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lián)播節(jié)目》里播了出來，引起醫(yī)學界和醫(yī)療單位的高度重視。
　　 一九八二年，針對西藏民兵隊伍建設的實際，作為漢編組負責人，我提議開劈一個法制教育的欄目，獲準后，在為欄目撰寫開篇詞時，我果斷地把“依法治國”寫了進去，陳總編在審稿時把我叫了去，他說：“依法法國，我很贊同，這將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問題是你現(xiàn)在這樣寫有無依據(jù)，比如上級的文件上有沒有？領導人有沒有講過？”
　　 我回答：“暫時還沒有，我想以后會有。我是怎么想就怎么寫的?！?br />　　 “能把這個提法變成文字，說明你很有思想，也很有理論勇氣，然而，我要簽發(fā)的話……”陳總編沒再往下說。
　　 “陳總編，如果您認為這個提法沒錯，我建議您簽發(fā)。有什么問題，由我承擔全部責任?！?br />　　 “即使有啥問題，也該由我負責，我是總編。”陳總編邊說邊揮筆寫下了“同意”二字。
　　 所幸的是，當期雜志發(fā)行后，對這個提法，既沒有收到上級的批評意見，也沒有收到任何反對的意見。
　　 西藏軍區(qū)開展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集中搞了兩周時間，為了深化和鞏固教育成果，軍區(qū)決定召開一次軍區(qū)機關以及駐拉薩部隊團以上干部大會，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各派一名代表作大會發(fā)言。
　　 晚上八點，陳總編找到我說：“政治部張主任親自點將，要你代表政治部發(fā)言，時間是本周星期六下午，還有兩天時間，你提前準備準備?！?br />　　 “陳總編，我不行我不行，能不能請政治部首長重新考慮一下?！?br />　　 “我已經(jīng)向張主任說了，司令部是參謀長發(fā)言，后勤部是部長發(fā)言，我們政治部去一個編輯發(fā)言，行嗎？張主任一口肯定你行?！?br />　　 “張主任并不了解我，我真的怕完成不好這個任務?！?br />　　 “張主任說他不止一次看過你的文章，特別是他指定你執(zhí)筆起草的軍區(qū)報給總政治部的那份匯報材料，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張主任還說你是他見過的文章寫得最好的干部，是軍區(qū)的秀才?！?br />　　 “張主任太過獎了?！蔽彝ｎD了一下，說，“陳總編，請你告訴張主任，就說我寫還可以，但口才不行。好嗎？”
　　 “我再去說，去挨罵？該說的話我都說了。張主任還說，能寫就能說，能說倒不一定能寫?！?br />　　 “我們政治部的首長們事多，去一名處長發(fā)言也更有代表性嘛?！?br />　　 “行了，服從安排吧。”陳總編說，“每個人的發(fā)言時間為一個小時。憑我對你的了解，你不用準備稿子，就像在我們雜志社學習討論時發(fā)言那樣，隨口說，你會發(fā)揮得更好。”
　　 回想起來，當兵前，作為家鄉(xiāng)黨組織重點培養(yǎng)的對象，曾多次以青年代表的身份在公社的大會上發(fā)言，當兵后，在基層部隊作大會發(fā)言也不止一次，但要面對軍區(qū)首長，面對司、政、后三大部首長及其各處處長，面對各有其長的參謀、干事、助理員，面對駐拉薩部隊的師、團干部發(fā)言，的確未曾有過。沒法，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愿不給政治部丟丑。
　　 大會在軍區(qū)大禮堂舉行。按司、政、后的順序，我第二個發(fā)言。管他的，既然我已經(jīng)被“逼上梁山”，只好想怎么說就怎么說。圍繞為什么必須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我著力談了三點：第一，文化大革命在理論上是荒謬的；第二，文化大革命在實踐上是失敗的；第三，文化大革命在結(jié)果上是慘重的。我不知道我的發(fā)言如何，但會場上掌聲的時長和我走下主席臺時齊刷刷的目光告訴我，我可能沒出洋相。
　　 散會后，張主任一定要我到政治部首長食堂同他共進晚餐，說是犒勞我，弄得我受寵若驚。平時言語不多的張主任對我說：“你今天的發(fā)言理論結(jié)合實際，很有說服力。我們是政治部，應該如此。”聽著首長的夸獎和鼓勵，我覺得全身越來越有使不完的勁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