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年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生活物質的生產和分配的高度集中。人民群眾生活所需的必需用品，國家再按照計劃嚴格控制，按票供應，這是票證產生的來源。
　　 1955年，我國第一次開始實行糧票。吃飯是關系到人的生存的頭等大事，因此，在那樣的年代，糧票有第二“貨幣”之稱。那時，物資短缺，供應緊張，從糧票又衍生出肉票，布票，油票等。到三年困難時期以及后來的文革時期，票證名目繁多，所有商品的供應，都要憑票購買，幾乎包括了人們衣食用的方方面面。
　　 廣大的農村，農民們除了自產糧食、燒灶的燃料不需要票證后，其他的同城市市民一樣，購買各種生活必需品，按計劃要有票證才能買得到。那時對農村實行糧食統(tǒng)購統(tǒng)銷。農民上繳糧食任務大，自留口糧不夠吃，每家還有一個吃返銷糧的供應本。城里嫌糧票購票手續(xù)麻煩，每家一個按人頭核定的糧食供應本，每月按量供應，按量購買，超支不補，節(jié)余歸己。每個單位也都有個集體糧食本。那時每拾斤糧票，還含有一定配額的食用油。
　　 我記得那時的票證有糧票，肉票，布票，油票，煙票，酒票，糠票，火柴票，肥皂票，手表票，自行車票，縫紉機票。后來還看到有收人藏的襄樊市王寨公社糞票，南河一個大隊的渡河的船票等。各式各樣的票證，演繹和記錄下那個時代人們生活的酸甜苦辣。
　　 農民們手中少量的糧票，主要來源于干部下鄉(xiāng)和駐隊吃派飯，在社會員家里吃完飯，每頓飯按規(guī)定留下半斤糧票，一毛二分錢。糧票可以在糧站掏錢買回少量糧食。肉票則是農民們賣統(tǒng)購豬，國家獎勵四五斤肉票。布票記得也是農民上繳的棉花數量折算給的。而其他生活用品，則完全由國家按計劃發(fā)票供應。
　　 記得有一年，臘月二十六七，生產隊給我們家發(fā)了過年的火柴票、點燈的煤油票、肥皂票，傍晚，母親叫我拿了幾毛錢，去大隊代銷店去買回這些生活必需用品。代銷店離我們家二三里路，路兩邊都是老墳地，還有新埋的墳頭?；貋頃r，天已經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心里緊張起來。經過墳地旁時，忽然聽到樹上鳥叫，頭皮一炸，雙腳不由自主地跑起來，只感到心咚咚地要跳出來，像要蹦出胸膛似的，一口氣跑回家中，回到屋里已是滿頭大汗了，不知道是嚇得還是累的。
　　 還有一年，因為丟失了布票，沒有了布票就扯不回來布，害得我們過年連新衣裳都沒穿上。臨近過年了，找別人去借，已經來不及。母親只好將舊衣服縫縫洗洗，叫我穿上過了一個沒有新衣服的新年。為此，我還氣得哭了一場，過年也不愿意去走親戚。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生產力水平提高，市場經濟日趨完善，人民群眾生活所需要的物質產品日益豐富，從1985年到1993年，各種票證悄然退出了歷史的舞臺。但票證卻是那個時期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和人們生活水平的真實記載與反映，而且還有人們對那個時代別有一番滋味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