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姜廣平（以下簡稱姜）：你怎么就用了這樣一個筆名？這筆名確實不會有很多人喜歡。但我在最近一篇文章里寫到這一點，人們可以對你的名字有著某種排斥，但卻無法排斥你筆下的生活。
　　 鬼子：這個問題我曾被無數次地回答過，回答多了，后來就不想回答了，后來我只是對別人說，你讀過鬼子的小說嗎？如果你讀過，如果你覺得好，如果你被感動或者被震撼了，這就夠了，這就可以抵消你心里的某種情緒了，至少你心里會覺得，這確實不是一個嘩眾取寵的作家，絕對不是。
　　 姜：關于《收獲》，你是不是將它的用稿與否作為一個作家成功與否的標準？但我覺得，這本雜志也發(fā)表了為數眾多的平庸之作。雖然，我還不至像韓東那樣對這個雜志有所抵觸。
　　 鬼子：《收獲》對我是有恩的，我一直都這么說。別人我不知道。我也一直覺得《收獲》是中國文壇一個很重要的碼頭，如果沒有這個碼頭，中國文壇會是怎樣一個格局？至于《收獲》是否發(fā)過很多平庸的作品，這我不想關注，我只關注《收獲》發(fā)表過什么重要的作品。如果韓東的抵觸是真的，那我也對他表示理解。人嘛，誰都可以有他的個人情緒。你說是不是？
　　 姜：在《艱難的行走》里，你講到在文學講習班的情形，你談到你不愿意接受“他們”的文學觀念和方法，這是否是因為別人在對待文學時，缺少了苦難人生的介入？
　　 鬼子：不僅僅是這樣，主要的還是關于對文學的本質的理解。在這里最好不談這個問題，因為別人那樣看待文學和理解文學，也是有他們的道理的，你不接受你可以不跟他們走在一條路上就是了，你沒有必要去攻擊他們，否則就是對別人的一種傷害，何況，人家還得賴以那種理解而生存。作為一個作家，你惟一可做的就是把你想作的和能做的，做到最好，這就行了。
　　 姜：我其實也是從苦難中走過來的。現在可能還在苦難中。你覺得苦難對文學的意義何在？文學是不是應該重點表現苦難？
　　 鬼子：人生其實就是在穿越一條長長的苦難的隧道，窮人是這樣，富人也是這樣，因為，這里的苦難指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生存的苦難，而是包括了情感的苦難，以及靈魂的苦難。尤其是靈魂上的苦難。這個話題我曾與深圳一家晚報記者對話時說過。人生都是如此，何況文學呢？所以，我也一直覺得，苦難永遠是文學里的一個很重大的命題，只要文學還存在，只要文學里還離不開人，苦難在文學里的意義就應該是無窮無盡的。
　　 姜：但另一方面的情形是，現在的物質文明高度發(fā)達了。似乎人們的情感萎縮得比任何時候都要令人觸目驚心。譬如感動，現在恐怕少有人感動了。似乎物質文明高度發(fā)展后，這一詞語也已經遠離了我們的情感區(qū)域。
　　 鬼子：我不這樣理解。我相信人心永遠是肉長的，物質文明不管走到哪一個高度，情感的區(qū)域都不會封閉的，一個作家如果感動不了讀者，那只能證明作家本人的情感和思想，以及表達的方法出了問題，這與讀者無關。你看伊拉克的“虐俘”事件，被“感動”的僅僅是受難的伊拉克國民嗎？完全不是。那么多高度文明國家的國民，一樣“感動”得不可思議。當然，這是社會現實，與文學里的現實有著本質的區(qū)別。我說的只是關于情感的區(qū)域。
　　 姜：你在《艱難的行走》中提及的一次普法工作，似乎給你的刺激與感受很多。你在很多小說里都寫到了這一點?！短K通之死》《農村弟弟》都用到了。
　　 鬼子：現實是提供作家思考的一個支點，但不是全部。那一次普法工作是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距今也不過十三四年，而遠離文革已經是幾十年了，但有些行為卻讓我震驚，因為，文革時使用過的一些喪失人性的做法，竟又被“文明”地在大街上使用了，這讓我如同做夢。如是我曾想，文革其實也是中國民眾一次渴望走向“文明”的運動，應該是的，你不能以“愚昧”兩個字，就把億萬民眾的情感給完全地概括了。這也許就是我們常說的，人的世界的本質。就好比布什攻打伊拉克，最早的時候，也是得到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所擁護的，你不能說那些絕大多數的美國人都是沒有人性的，他們都是“白癡”。
　　 姜：當然，關于生活，我現在似乎懂得了許多，一個作家的生活會給他的寫作帶來無窮的資源，但對這些生活，光有記憶看來還不行，還得有感受。是作家感覺到的生活，才對作家的寫作起到作用。
　　 鬼子：這是一個屬于理論的問題，但我不喜歡拿理論來說事。記憶只是一種經驗，經驗寫作也是一種寫作，但我覺得那是一種比較原始的寫作，而原始的寫作已不應該是我們這一代作家所要選擇的一種寫作。我希望我的寫作能超出我的生活經驗。也就是說，生活的經驗不是照耀在我的頭頂，而是被我踩在腳下。
　　 姜：說到這里，我會想到你的《罪犯》。我不知道別的評論家如何看這篇小說。我覺得這篇小說很有意思，它有一種生命哲學在里面，有一種宿命在里面。在我閱讀這篇小說時，我對這種生命哲學與宿命感覺得非?；秀?。這種恍惚，我相信讀過這篇小說的人應該都有。它直指我們生命中某些黑暗的區(qū)域，讓人們有一種宿命的恐懼，你在這里要說的是不是一個人的命運其實是無法改變的？
　　 鬼子：我不想拿宿命來說事。宿命太虛，也太寬，人生就是宿命，人一出生就注定了是在一天一天地走向死亡，誰都無法改變；就是天下的萬物，也是如此。我們能表達的只是生命過程中的掙扎，以及這種掙扎的不一樣的結果。輝煌是人生，平庸其實也是人生。關于《罪犯》，我覺得是有一定深度的，這個罪犯沒有名字，但卻具有極大的普遍性。這種人是悲哀的，而悲哀的原因除了他們自身，還有社會的造成，是我們的社會使他們一步一步地扭曲了自己的欲望。就像很多貪官被判死刑之前，最大的感嘆并不光是他們的自身，同時覺得是某種體制把他們給害了一樣，因為如果不是那樣的體制，他們就是想貪也貪不了呀。社會其實就是罪犯的同謀。但《罪犯》沒有引起評論家的關注，我想這與很多作家抱怨自己的作品沒有得到評論家的關注沒有被叫好，可能是一樣的道理，那就是一個作家僅僅讓你的思考支撐起一個故事是不夠的，你得讓你的故事擁有一種非常的暴發(fā)力。沒有暴發(fā)力的故事，你思考得再深刻再有深度，往往只是徒勞。很多有思想的作家，犯的就是這樣的毛病。中國第五代之后的電影導演，犯的也幾乎都是這樣的毛病。
　　 姜：你有沒有想過，你揭示的是人的劣根性及這種劣根性的一貫性？
　　 鬼子：應該說是吧，但這一貫性的滋生土壤，是社會提供的。
　　 姜：“他”，也就是那個罪犯，其實很執(zhí)著，也很偏執(zhí)。但最后要把孩子的姓改了，是不是表明“他”在最后的人生階段終于發(fā)現了自己的悲劇根由，并進而開始自責？
　　 鬼子：我在小說里說過，其實改了又怎么呢？外在是改變不了本質的東西的。我想說的，悲哀的人，就是死到臨頭了，他自以為醒悟的東西，其實也還是一種悲哀。
　　 姜：這一點非常深刻，與我們平常聽到的“人之將死”之類大不相同了。作家的可貴可能就在于寫出這種不相同。但我還是要說，讀你這篇小說有一種人生的悲涼感與深重的宿命感，同時，我又覺得這種宿命感里又摻進了現代史中諸如意識形態(tài)的東西。我覺得這些東西對一個人的入侵是深刻的，它不在彼時爆發(fā)，便在此時爆發(fā)出來，從而讓宿命中的人們去還歷史的賬。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又覺得這篇小說是在寫歷史的錯位與人生的錯位。而這種錯位則是應該讓歷史負責的。
　　 鬼子：怎么說都是有道理的。這就是小說。但后來我發(fā)現其實應該寫得更好，就是我說的讓故事更具暴發(fā)力。免得總有點像是白白地葬送了一次深刻的思考。這也是我后來寫小說寫得特別謹慎、寫得特別少的原因之一。我現在總是慢慢寫，我不急，我希望我的每一個作品，都能達到一個應該達到的高度，而這高度靠的就是故事的力量。我渴望我的小說都能給讀者帶來應有的震撼。
　　
　　 二
　　 姜：好，我們換一個話題，因為，我想起李敬澤一次評價浙江作家的話，他表明了這樣一個觀點，說浙江的作家都是“他”在寫作。他的意思是，那么多的浙江作家，在使用語言時，都只是一個人了，都是在用規(guī)范的普通話在寫作。我覺得你也同樣是漢語書寫者，而且也是一個極嚴格的普通話書寫者。你的那些苦難的故事，或者說叫瓦城的故事，我覺得如果搞一點非普通話的努力，可能從審美上講會更好些。
　　 鬼子：我不會接受你的建議。如果我是一個北方作家，也許我可以努力；因為我就是打一個噴嚏，那也是正宗的北京語音；如果我是一個湖南或者湖北的作家，我也還是可以努力，因為，這個國家的主流文化很多都是來自于他們的楚文化，他們的任何努力都有可能引起大家的關注；但一個廣西的作家，他就得萬分的謹慎了，尤其是在成名之前，否則孤獨會永遠地陪伴著他。文壇其實不大，被文壇關注的就更是小而又小了。當然，成名后的努力也許會帶來一些關注，但對我而言，我覺得一點都沒有必要。在我看來，最好的小說語言，并非是“非普通話”的語言，而是普通話里的不一樣的語言。即完全是作家個性化的語言，既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又是優(yōu)質的，有韻味的，而不是胡來的，令人生厭的。
　　 姜：所以你在《艱難的行走》里，說你對語言曾經有過一段非?？謶值臅r期，這是不是可以表述你的普通話書寫，一直就是你的努力，你在用一種結果的呈現，表明你已經是一個使用漢語的作家了？
　　 鬼子：我在那本書里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對漢語的選擇是我尋找出路的惟一的選擇，因為這個世界是漢語的世界，而不是我們那種語言的世界，你要進入這個世界，甚至想走到最前沿陣地上去，你就必須掌握漢語，否則你與他人無法勾通。
　　
　　 三
　　 姜：這次為了與你對話，我仍然像與別的作家對話前一樣，先系統地閱讀你們的作品。這次閱讀是從你的《遭遇深夜》開始的。我們先從這本書的《一個俗人的記憶》談起吧，我發(fā)現我們似乎都有很多苦難的記憶。能不能這樣說，就是這些苦難，成全了你這樣一個以書寫苦難為主的小說家，因為，這些苦難使你有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來關照人世。
　　 鬼子：不一樣的人生經歷，自然會給人不一樣的看待人世的視角，但有關苦難的書寫，對我而言，卻并非是一種經驗的寫作。不是。我的真正意義上的寫作，是從一九九六年開始的。我已經在《艱難的行走》里說過，為了這個真正意義上的寫作，我在一九九五年，曾用了一年的時間，把當時的中國文壇閱讀了一遍，我指的是有關作品，我的目的是為了了解別人都在寫什么？在怎么寫，有沒有我可以突破的位置。對我來說，那就好比一次諾曼底登陸。最后的發(fā)現簡直讓我有點不敢相信，幾乎無人直面人民在當下里的苦難，偶爾有一些，卻又都是躲躲閃閃的，很少有人是完完全全地站在民間的立場上，也許這樣的發(fā)現正好迎合了我的某種人生經驗，但這樣的選擇應該說是理性的。
　　 姜：《瓦城上空的麥田》里，雖然故事有著某種荒誕色彩，但情節(jié)的離奇中卻有著某種邏輯的力量，很好地寫出了人心的淪喪。只有那個艷艷，似乎還有點良心未泯。
　　 鬼子：不能說只有艷艷，小說里的那個“我”，那個撿垃圾的男孩，比艷艷更有力量。
　　 姜：對這小說，我實在找不出什么話可說。讀完之后，我流淚了。之后我再讀李敬澤的評論。我從他的評論中，我讀到了一個評論家的溫情。雖然，他是生活內的人，但他對界外的人們體悟得相當的深刻。我還能再說什么呢？他發(fā)現了你的這篇小說的直逼人心的力量，他在幫助你叩問，我們的心是不是都“瞎”了！
　　 鬼子：這小說得到的評論很多，這在我的意料之中，也在我的意外之外。還在構思的時候，我就把它當作了我一部很重要的小說，因為這是一個很獨特而且充滿力量的故事。我相信這小說的力量能夠穿透任何一位讀者的心靈，而且不管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姜：程文超在評論你這小說時，說里邊的一些裂縫是有意設置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譬如李四的死，“我”是在晚報上讀到的，而這個“我”，不過只念過三天的書，怎么能讀懂晚報呢？
　　 鬼子：注意：小說里的那個男孩，他并不是讀完三天書之后馬上就讀懂了晚報，而是七八年八九年之后，這期間，誰知道都發(fā)生了什么事呢。何況生活中的現實與小說中的現實，是完全不能等同的。這應該是一個常識。否則《鐵皮鼓》里的爾雅切克就不可能在兩名追捕他的警察的眼皮下，一邊躲在安娜布朗斯基的長裙里，一邊與她做愛；而安娜布朗斯基也一邊發(fā)出快感的呻吟，一邊大口大口地吃著熱乎乎的土豆，一邊還挑著土豆給那兩個警察吃。至于小說中的裂縫，肯定會有，至于有意無意，這得看你是從什么角度用什么樣的眼光去理解這個小說了，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眼光，會產生不同的看法，就像《鐵皮鼓》的那一個情節(jié)，你可以說它真，也可以說它假。因而有人問我，說鬼子你們那里好像沒有麥田吧？我沒有給他回答。因為這樣的回答是很無趣的，也很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