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在社會中生存，詩人形象則活在詩中。
　　 一首詩的誕生，如同剝離母體的嬰兒，已是獨立個體，在走向讀者、表露詩意的同時，往往呈現(xiàn)出言說者的形象：或喜，或悲，或怨，或怒，或莊，或諧，或雅，或俗，或清純，或率真，或溫柔，或敦厚，或如戰(zhàn)士，或如頑童，或如金剛，或如菩薩……詩中的情感態(tài)度、思想格調(diào)、語言修辭、話語風(fēng)格等等，便是詩人形象的性格、品行、骨架和血肉。
　　 蘇軾說“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從詩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的身影。
　　 劉熙載說“詩品出于人品”（《藝概》），作品往往是詩人思想人格的體現(xiàn)。
　　 然而，詩歌作者與詩人形象并不能劃等號。猶如演員與角色不能劃等號一樣。
　　 有一類詩人，言為心聲，如屈原，如李白，如秋瑾，如譚嗣同。
　　 也有一類詩人，言非心聲，如西晉的潘岳，如南宋的趙構(gòu)，以及歷朝歷代歌德派中的兩面人甚至多面人。
　　 難怪元好問看不起潘岳，以詩相譏：
　　 心畫心生總失真，
　　 文章寧復(fù)見為人。
　　 千古高情閑居賦，
　　 爭信安仁拜路塵。
　　 美男子潘岳一方面寫出了超凡脫俗的《閑居賦》，一方面卻仰人鼻息、趨炎附勢，詩人形象與詩歌作者之背離，何止十萬八千里！
　　 這種現(xiàn)象其實并不奇怪，因為詩歌創(chuàng)作與生活勞作實在不是一回事。
　　 在生活中，詩人與普通人一樣，也要吃喝拉撒睡，也需要票子房子車子位子，詩人者，能碼字或靠碼字謀生者也。
　　 故有人感嘆：
　　 終于能按照自己的內(nèi)心寫作了
　　 卻不能按一個人的內(nèi)心生活
　　 ????——王家新《帕斯捷爾納克》
　　 詩中世界與現(xiàn)實世界是如此矛盾，詩人只有在兩個世界間穿梭。創(chuàng)作時，他打開想象之門，扮演言說者的角色，用詩的語言向世界訴說；現(xiàn)實中卻以另一副面孔出現(xiàn)，為柴米油鹽，為衣食住行，為升級晉職，為上通下達(dá)，為欲望與倫理支配下的一切。正如生活中的杜甫、白居易難脫干謁權(quán)貴、渴求功名一樣。
　　 生活中的詩人與詩人形象又有著因果關(guān)系。當(dāng)他選擇崇高時也同時選擇了苦難，正如普羅米修斯在盜天火給人間時也引來枷鎖之災(zāi)一樣。詩要反映民瘼，詩要揭露黑暗，詩要反抗強權(quán)，詩要批判奸佞，詩要說真話，道真情，言真相，求真理，勢必會觸及到權(quán)要者的利益，會影響到詩人的生活，甚至生命。能置此于不顧者，便為真詩人、偉詩人。這就注定了杰出的詩人往往具有一種“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歷史使命感，具有了一種高尚的社會責(zé)任與擔(dān)當(dāng)。如蕭伯納所言：“合乎時宜的人讓自己適應(yīng)這個世界，不合時宜的人卻讓世界適應(yīng)他，因此，世界的發(fā)展全賴于這些不合時宜的人?！闭嬲脑娙耍苍S就是那些敢吐真言而不合時宜的人。朝云言蘇大學(xué)士“一肚皮的不合時宜”，概此之謂也。屈原因“真”而遭放逐，陶潛因“真”而退居田園，白居易因“真”而仕途蹉跎，李贄因“真”而蒙殺頭之禍。詩人者，成也在“真”，失也在“真”。
　　 顯而易見，筆下有真詩，當(dāng)為真詩人。真詩人的桂冠決不會戴在仰慕榮華諂媚當(dāng)?shù)勒哳^上，也不會戴在追名逐利、蠅營狗茍者頭上。博爾赫斯說，《草葉集》中的惠特曼是三位一體的惠特曼，即作為詩人的惠特曼、作為大眾的惠特曼和作為英雄的惠特曼，道出了詩人與詩人形象的關(guān)聯(lián)，他往往具有生活者的感覺、創(chuàng)作者的嗅覺和智者的先覺，正是三位一體相得益彰成就了惠特曼的詩人形象。
　　 故對真詩人而言，詩品反映人品，人品決定詩品。
　　 明人沈承說：“立身無傲骨者，筆下必?zé)o飛才，胸中具素心者，舌端斯有驚語。”（《沈君烈傳》）
　　 ?清人沈德潛說：“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xué)識，才有第一等真詩?！保ā墩f詩晬語》）
　　 ?現(xiàn)代的詩人也說：
　　 ?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證，
　　 ?卑鄙是卑鄙者的墓志銘。
　　 （北島《回答》）
　　 人以詩見，詩以人見。在詩的感悟中，總會窺到詩人人格思想的蛛絲馬跡。人高詩亦高，心正筆亦正，胸次伴筆墨涌出，筆墨因胸次生輝。自然而然，不可掩映。否則，人與詩判若兩人，口是心非，言不由衷，語言巨人，行動侏儒，便是人格分裂的奇葩。此類詩或可欺一人一世，決難欺天下后世。如同宋高宗趙構(gòu)，畏敵如虎，喪權(quán)辱國，但卻在詩中吶喊：“屹然天立鎮(zhèn)中流，彈壓東南二百州?？裉攣砼R須破膽，何勞平地戰(zhàn)貔貅?！保ā额}金山》），豪氣萬丈，儼然御敵英雄。這種人格的二重性，在歷史與事實面前，原形畢露，真?zhèn)瘟⒈?，徒留天下笑柄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