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師是我小學二年級至五年級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數(shù)學老師，體育老師，自然老師，還是我們小學的校長。
　　 再一次聯(lián)系到王老師是去年的初秋季節(jié)，時隔二十三年。當王老師的視頻畫面進入我的眼簾時，一種莫名的震撼，一陣難以抑制的悲傷，如清冷的秋風一般，迎面襲來。老師已經年近耄耋，而我已近不惑，歲月荏苒，光陰蹉跎，想來讓人不禁感慨萬千。
　　
　　 一
　　 九十年代初期，大西北的鄉(xiāng)鎮(zhèn)公路依舊是兩車道寬的沙子路，拐進每一個村口開始，公路變成了村道，沙子路隨之也變成了黃土路，坑洼不平。
　　 進廟莊的村道，首先要溜進一條終年不見流水的沙河灘，然后突然一個“黃龍?zhí)ь^”，道路轉而蜿蜒直上，直到進村，足足三五公里，幾乎全是連續(xù)上坡的黃土路。道路一側是懸崖，一側是大山。兩米半寬的村道上罕有機動車，偶有手扶拖拉機突突突地爬行，便足夠打破整個村子的寧靜。自行車是那些年里所有人出行的唯一交通工具，雖然出村可以“一騎絕塵”，身后塵土飛揚，但進村卻基本全靠推著走，如若遇到秋雨連綿的季節(jié)，進村的泥濘路上，三三兩兩車騎人的情況也絕不稀罕。
　　 王老師的家在距離我們村小學有四十多里山路之外的白城鎮(zhèn)，這個距離放在今天的轎車輪子下，放在當今村村通的柏油路上，最多也就一支煙的功夫。但在那個交通不便的年代，靠著一輛二八大杠爬行泥濘崎嶇的山路，這個距離絕不算近，加之道路險且阻，所以王老師若要每日來往于家校之間，顯然是不可能的，于是王老師成了我們小學里唯一一位住校的老師。
　　 王老師的宿舍、兼辦公室，是一間及其老舊、破敗、不到十平米的磚瓦房子。宿舍緊挨著學校高高的院墻，墻邊又長著幾棵高大的白楊樹，把原本就不多的陽光遮擋得嚴嚴實實，屋內終日昏暗陰沉，緊挨著窗臺下擺著的一個朱紅色老桌子，是整個屋子里唯一的木制家具，也是王老師的辦公桌，上面堆滿了我們的作業(yè)和他的教案。桌子對面是一面三尺寬的土炕，炕上疊放著簡單而樸素的一床鋪蓋，安置在屋子正中央的火爐子，將煙囪直接伸進了土炕的填料口，爐子里冒出來的濃煙，順著鐵皮煙筒，鉆進了炕洞，再順著火炕的煙囪飄向屋外。王老師的炕就是靠著爐子里的這點炭火煙來取暖的，這是唯一和老百姓家的火炕不同的地方，或者說不得不同的地方，畢竟老百姓家里可以用干牛糞填炕，但王老師單身住在學校，沒有這些上好的燃料。王老師從來到廟莊小學，既任校長，又負責帶課，就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獨自一個人住著一間小破屋，吃著每天自己煮的面條，一干就是十年，但簡陋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完全沒有影響王老師的工作和生活。在同學們的眼里，王老師的生活可滋潤呢。
　　 王老師與我父親年紀相仿，初到廟莊小學的時候，已經快五十歲了，所以記憶中的王老師雖然永遠梳著一頭整齊的大背頭，但也許是年齡所致，也許是工作勞累，導致發(fā)際線嚴重后退，寬大的額頭足足可以放得下兩三個我的小手，當然我不可能真去丈量王老師的額頭到底有多寬，只是這個寬大而锃亮的額頭，加上終年一身板正的藏青色中山裝，至今依舊記憶猶新。
　　 小學五年的人生啟蒙求學中，王老師做了我四年的班主任，教了我四年數(shù)學，我也在王老師的手下，做了四年班長，得到了四次三好學生。也許對于王老師而言，那四年只是他三十多年從教生涯中的一個小小的片段，我只是他數(shù)千桃李中的一個小角色，但對于我而言，他卻是唯一一位教了我整整四年的老師，更是唯一一位對我頗為認可的恩師。因此，雖然后來中學、大學遇到了很多老師，但真正能讓我有主動想去聯(lián)系的，王老師是僅有的一位。
　　 艱苦而簡陋的教學環(huán)境下，教給孩子們的不僅僅是課本上那些有限的知識，更有關于做人，做事的準則。這是我后來再三琢磨，可以寫給王老師的、自認為最準確的評價。王老師平凡，一如所有八九十年代的鄉(xiāng)村教師一樣，指甲縫里藏著泥土，也藏著粉筆灰，但心底里卻亮著一盞蠟燭，這也許是王老師最真實的一面。
　　
　　 二
　　 在我的心里，王老師更是個當老師的農民。
　　 王老師和當年所有的鄉(xiāng)村教師一樣，并不像當今的教師那樣過著“脫產”的生活。他四十多里之外的家里，依舊牛羊車馬，小麥豌豆，一如普普通通的農民，只是他將這些統(tǒng)統(tǒng)交給了自己留守在家的妻子，只有在周末回家的兩天，才能起早貪黑，把自己扎進黃土飛揚的田間地頭，替妻子盡可能多地做一些農活，待周一回到學校時，依舊一身板正的中山裝，光亮的大背頭。雖然我們看得到王老師刻意地打扮，但我想他忘記了他指甲縫里的那些泥土，早已偷偷告訴了孩子們，這個周末他并沒有過上清茶報紙的生活。半工半農，是那個年代里所有鄉(xiāng)村教師的生活常態(tài)，王老師也是一樣，他就是個農民、地地道道的農民，周末和每年的暑假，他的心理盤算的是家里的一畝三分地上能打出多少糧食，而除此之外的時間，他不得不跳出農民這一角色，無時不刻地盤算著自己在廟莊的營生，以及廟莊的那一百多個掛著鼻涕的孩子。
　　 他一邊種地當農民，一邊兢兢業(yè)業(yè)做老師，還是一百多個孩子的保姆。
　　 清貧而閉塞的廟莊人，在孩子的教育上并沒有參在太多“矯情”的成分。今天想來，當初的廟莊人，把孩子送進廟莊小學的目的，可能并非僅僅為了求學那么簡單。教會做人，教會生活，替莊稼人照顧一堆放養(yǎng)慣了的孩子，更是王老師最重要的工作，如此想來，其余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理解起來就沒那么難了。
　　 “鼻桶”，男，小個子瘦身板，終年踩著一雙露著腳拇指的條絨布鞋，身穿一件由藏青色褪成了灰白色的小上衣，因成天吊著兩桶鼻涕，因此同學們私下里給起名“鼻桶”?！氨峭啊笔俏覀儼嘧睢皡柡Α钡慕巧⒆佣寂滤?，見之，便早早躲著走，她們早就受夠了那些突然飛來的小刺球；男孩子都順著他，敬而遠之，“鼻桶”隨手甩出的鼻涕早就把所有男生惡心透了。但“鼻桶”卻從不思悔改，隔三岔五與高年級學生打架更是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常常被人家打得鼻血橫流，卻不見流一滴眼淚。
　　 王老師對“鼻桶”也是頭疼得很，一次次勸導、一次次教育都無濟于事，王老師最終選擇與家長見面。
　　 那日秋雨剛過，“鼻桶”再一次帶著滿身和滿臉的泥水，站到了教室門口，王老師站在講臺扭頭看著，竟然不再批評，也不再問他緣何如此，只是回頭看了看教室里的大家，半晌，道：“班長，你上來把這三頁練習題抄到黑板上。大家都照著班長抄寫的題目，抄到自己數(shù)學本上，一個個解答，放學后交給班長，送到我辦公室里?！闭f完，出門牽著“鼻桶”出了校門。
　　 那天，王老師帶著“鼻桶”去了他家，我踩著板凳，抄了滿滿兩黑板數(shù)學題，漫天飛舞的粉筆灰，讓我像一位學識淵博的老師。同學們笑著低聲喊我“王老師，還沒完??？”
　　 那日，王老師直到放學才一個人回到學校，兩手背在身后，一言不發(fā)走進了教室，看著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數(shù)學題，看著教室里我一個人給自己的本子上抄題，似乎滿懷歉意地笑了笑：“王，回去吧，帶著我的書回去抄，明天還給我就行了……”
　　 那日之后，王老師的口袋里總是揣著一把草紙，“鼻桶”的鼻涕少了許多，打架也少了許多，王老師每次看著他，目光溫柔了不少，不過嘆氣聲依舊不減。不過奇怪的是，王老師竟然會隔三岔五帶“鼻桶”去他的宿舍，而且總是在午飯的時候，這讓所有同學都無限好奇。
　　 后來聽“鼻桶”的鄰家伙伴說，那日“鼻桶”帶著王老師去家里，他父親先給王老師倒了一杯茶，然后牽著“鼻桶”到屋后面先一頓毒打、待收拾完他家這個“鼻桶”后，才進屋和王老師“促膝長談”的。我一直對那日王老師和“鼻桶”父親談了什么心懷好奇，但又沒什么渠道打聽，不過我從一次幫王老師改作業(yè)時，王老師的一句嘆息中，似乎聽到了點關鍵。王老師說：“指望他學啥嘞，人家爹媽原本就是交給學校，交給老師，圖個有人看娃娃麼，咱沒給人家看好，還讓娃娃挨打，我這校長沒當好……”
　　 “鼻桶”和我同班五年，直到畢業(yè)，和我一起考進了縣一中，再一起上初中，考高中，上了大學。我們班四十多個渾身沾滿黃土的孩子，最后和我一樣成功跳出了農門的，有三十多人，“鼻桶”就是其中之一。這似乎有些不可思議，至少在我看來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不過王老師怎么想，我一直沒機會去請教。
　　 那些年里，幾乎沒有哪個學生沒吃過王老師烤的土豆，也沒有哪個學生沒讓王老師擦過鼻涕、系過褲腰帶。后來我們同學各自成家立業(yè)，偶有一次春節(jié)碰到一起，大家心照不宣地相互“嘲笑”一番。
　　 山蟲張說：“鴨子，你當年讓王老師擦屁股，羞不羞？”
　　 鴨子李回:“你的鼻涕都把王老師手指頭糊住了，好意思說我？”
　　 野兔劉附和：“要說，這些年不管吃啥山珍海味，都沒有那時候下午快放學那會兒的那一口王老師的烤土豆好吃，香啊?！?br />　　 “鼻桶”一聲長嘆道：“是啊是啊，要是當年沒老王的烤土豆，要不是當年老王護著掩著，我估摸我不是被我爹抽死，就是餓屁了，還考啥學……”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調侃中帶著感慨，感慨中帶著懷念，唏噓不已。
　　
　　 三
　　 自上中學開始，以直到大學畢業(yè)，整整十年時間，因電話尚未普及，信件也經常中途丟失，慢慢地，我們和王老師斷了聯(lián)系。后來偶爾聽老家人講，王老師調離了廟莊，回到了他們鎮(zhèn)子小學了；后來又打聽得知，王老師退休了，住在縣城兒子的樓上，每日在街邊下棋打牌，黑頭發(fā)沒了，額頭更大了……
　　 但這些都僅僅是“聽說”而已，我所熟知的所有同學中，沒有一個人有王老師的聯(lián)系方式，更沒見過王老師。這些年，大家都忙于自己的生計而天南海北地奔波，老家，早已成了一間旅途中間的歇腳之地，故人，早已丟失殆盡。
　　 二零一八年深秋，我得空回老家探親，鴨子李聽說我回來了，滿心歡喜地跑來我家，神秘兮兮地喘著粗氣，似乎要告知我一個天大的秘密一般，許久才憋著激動張口道：
　　 “老班長，你猜我前幾天趕年集，在縣城的春聯(lián)店門口碰到了誰？你猜，你猜！”
　　 看著鴨子一臉的神秘，我脫口而出“老王？王老師？”
　　 “對，對，你咋知道滴？哎呀，這事兒太巧了，我給你說……”
　　 鴨子嘮嘮叨叨，前前后后，給我講述了偶遇王老師的所有經過，連他那天買了啥都說了，我實在等不住他說到關鍵點，便打斷他的“演講”，問道：“電話，電話，留下電話了沒到底？”
　　 “電話？哦，留了留了，對了，那啥，發(fā)個紅包先……”鴨子一臉得逞般的壞笑。
　　 那天，我被鴨子“訛”去了十塊錢，加一包中華煙，換來了王老師的電話號碼。鴨子收了紅包，揣著煙，一只手撫摸著被我踢疼了的屁股蛋，罵罵咧咧地一溜煙去了野兔家繼續(xù)“要紅包”去了，我知道鴨子今天得大賺一筆了，這小子這些年做生意，猴精猴精。
　　 我盯著那一串號碼，猶豫了再三，終于撥打來了出去，三聲盲音后，電話的另一端傳來了一聲恍若隔世般熟悉而又滄桑的聲音。
　　 “誰？你是，你是王啊，哦，你咋知道我的電話了，哎呀這么些年了，你過的都好著嗎？工作怎么樣？結婚了沒有？”
　　 “哦，挺好挺好，工作順心就行，身體要好?。恳欢ㄒＷo好身體，你從小瘦弱，不知道現(xiàn)在胖了沒，總之要健健康康的??！”
　　 “二十多年了，你們都還記著我，老師我很自豪，你們都是我的自豪，你們都個個有出息，老師我就很滿意……”
　　 王老師的聲音像極了父親，滄桑而厚重；王老師的話像極了父親對他的孩子的囑托，充滿著牽念，還有發(fā)自內心的自豪。聽著電話，雙眼生疼。
　　 自那之后，我總會在逢年過節(jié)，或平時自己有作品的時候，給老師發(fā)個微信，問候問候，老師也會在第一時間回復簡單幾個字“好，很好，都好，你也要好好地……”
　　 能時隔二十年，再一次聯(lián)系到王老師，讓我備感安慰，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緣分，我與王老師的緣分始于懵懂少年時，而今老師已逾古稀，我也年近不惑，我們雖相距千里，能以先進的通訊方式面對面，聊生活，聊工作，再一次聽王老師的鼓勵和教導，想來，絕對是人生之一大幸事。
　　 我的童年記憶里，有許多值得我去永遠記在心里的人，有些人給了我走出農門的物質基礎，他們是我的親人；有些人給我了人生的精神奠基，他們就是我的老師，這部分人里面，王老師如一尊矗立于心底的高山，占據著我絕大部分關于師生之情的領地。
　　 憶童年之我的老師，首先想到的是王老師，以及王老師的那間破舊的宿舍。那倔強的腰板，他給我們的那些微不足道卻細致入微的，關于知識，關于做人，甚至關于生活的點滴。
　　 憶童年，憶王老師，并得以憶那些最懵懂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