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人要轉行當教師了，我有點兒始料不及，因為她已經人過中年了。我對她說，我給你講一個故事好嗎？她說，你講故事，跟我當教師有什么關系？我說，嗯！關系還不小呢。她說“哼！腰里別個死耗子——假充打圍的。”不過，無論如何，我的故事還是開始了。
　　 時間倒推幾十年，回到我上小學的時候。
　　 四年級上半學期，由于搬家，我轉學了，從天寧寺小學轉到復興門外第一小學。轉學的那天，是父親帶我去的。在學校的大門里，校務主任和班主任接待了我們父子倆。
　　 校務主任詢問我的學習情況，并要看我的記分冊。父親把記分冊遞了過去。在天寧寺小學，我算是個不錯的學生，是班里的中隊主席，學習成績就不用說了。所以，校務主任翻閱記分冊的時候，我心里還挺有底的，以為他得夸獎我?guī)拙?。熟料，校務主任對我父親說：“這個成績在那個學校還可以，到這就不行了，他跟不上進度。我給您提個建議，讓您的孩子轉到三年級，從三年級重新讀起?！?br />　　 我父親顯然沒有料到情況會是這樣，問道：“為什么呢？”教務主任說：“兩個學校的教學質量不一樣。我這也是為您的孩子著想，再讀一遍三年級，打打底子?！毙罩魅未┮簧硗柿松乃{色中山裝，戴一副黑邊眼鏡，相貌很和善，說話平心靜氣的。校務主任說罷，班主任在旁邊補充了一句，說：“您的孩子到這個學校就得是后進生了?！?br />　　 父親有點兒遲疑。我搶過話頭兒說：“那不行！回頭天寧寺小學的同學該說我是蹲班生了?！币痪湓?，把校務主任逗笑了，他對我父親說：“這樣吧，你們先回家商量商量，明天他來上學，再給個準信兒?！?br />　　 晚上，我們全家開了一個會，商量我的事，是直接轉入四年級呢？還是重新上一遍三年級？我哥也在天寧寺小學，是學校的大隊主席，我們哥倆學習好在學校是有名的。但是，我哥因為臨近小學畢業(yè)，要考初中了，所以沒有轉學。我哥聽說這個情況，很不服氣，說：“英杰在全班學習是最好的，怎么會跟不上？”我二姐也說：“不能重讀三年級啊！那不成了蹲班生了？”其實，我父親也是有點兒質疑的，因為我們哥倆的學習成績在那兒擺著呢，他不相信轉學之后，我會由班里的尖子變?yōu)楹筮M生。
　　 我的態(tài)度呢，當然是信心十足。但是，當我坐到教室里上課的時候，才吃驚地發(fā)現，這里的進度比原來那個學?？於嗔耍瓉砟莻€學校，算術課還在學乘法、減法，而這個學校已經學應用題了。我去的那天，小測驗的內容是同向運動、相向運動，我整個一個“蛤蟆跳井——不懂（卟咚）”啊。課程設置也不一樣，原來那個學校只有算術、語文、音樂、體育和大字課，這里多出了好幾門，比如歷史、常識和珠算。
　　 數學小測驗的成績很快就下來了。老師站在講臺上宣讀每個人的成績。念到我的成績，36分，全班倒數第一。我坐在那里，面紅耳赤，心慌意亂，難堪到了極點，真想尋個地縫兒一頭鉆進去。我當真變成后進生了。
　　 放學后，老師把我留下來談話。她說：“看看你這個成績……你現在要是考慮轉到三年級，老師可以和校務主任打招呼?！比欢覜]有答應。我講不出更多的理由，就認準了那句話：“回頭天寧寺小學的同學該說我是蹲班生了！”老師一點兒都不客氣，對我說：“你這種成績，能保證以后不蹲班嗎？你轉學重讀三年級和蹲班不一樣，不會有人笑話你的。”
　　 老師說罷，遞給我一本新的記分冊，告訴我把上面的表格填寫一下。把記分冊和今天的算數卷子拿回去讓家長簽字。我一看記分冊，上面有姓名、出生年月、民族、籍貫、家庭住址、家庭出身等欄目需要填寫。家庭出身這一欄，我頭一回遇到，就問老師：“老師，出身怎么填??？”老師說：“回家問你爸爸去吧?！?br />　　 問父親的時候，父親告訴我：“填工人。”我姐姐在一旁問道：“爸，您不是商業(yè)部的干部嗎？怎么填工人呢？”父親說：“咱們家，你姥爺是鐵路工人，你舅爺是鐵路工人，你舅舅是鐵路工人，爸年輕的時候，也是鐵路工人，爸就是當工人的時候參加罷工走上革命道路的。記住，咱們家是勞動人民出身。勞動人民最光榮！”
　　 第二天，我交記分冊的時候，遇見一位叫高志勇的同學。他一大早就來了，在擦班里的窗戶。高志勇把我的記分冊拿過去翻看了一下，然后對我說：“你們家出身也是工人？”我說：“是。”我還傻啦吧唧地補充了一句：“我爸說，勞動人民最光榮?！备咧居抡f：“什么最光榮？咱班這幾個工人家庭的，學習都不好，老師特別不喜歡咱們。你看我，蹲了一年到這個班，我覺得吧，自己學習不好，那就在勞動方面好好表現表現，所以我每天都早來，擦玻璃、掃地，每天放學我都參加值日，可老師從來沒夸獎過我一句。”他說話的時候，彎著腰，端著滿滿一大盆水，那個鏡頭我一輩子都忘記不了。
　　 我沒有把高志勇的話當回事。我想，我當前最要緊的事，是盡快學習把成績搞上來，盡快擺脫這種難堪的局面。
　　 然而，事不如愿，無論怎樣努力，我的成績就是上不來，一搞測驗就是三四十分。其實，這期間還有一個心理因素也在作怪，就是我十分想念天寧寺小學的同學，想念天寧寺小學的班主任。我和那個學校的同學是發(fā)小，是穿著開襠褲一起長大的，感情真摯；那個班主任十分喜歡我，轉學之后，她還與老公步行到我家里來看我。因為想念他們，我上課的時候經常走神兒，有時候還偷偷地掉眼淚兒。然而，老師可不管這些，每逢這個時候，她就會拿粉筆頭“啪”地一聲拽在我的書桌上，厲聲喝道：“欒英杰，想什么呢！”
　　 以后，我姐姐來學校，找我的老師談了談，希望老師能給我補補課。次日，老師安排班里三位同學輪流給我補算數課。那三個同學都特別好，其中兩位男同學耐心、溫存，給我的感覺像個大哥哥。那位女同學也是一樣，反復講解，不厭其煩。在他們身上，我重新感到了班集體的溫暖，心緒也隨之而安定下來。
　　 然而，即便我真的取得了進步，老師也不曾對我說過一句加油鼓勁兒的話。有一次，她公布算數考試成績，當她念到“欒英杰——100分”的時候，我欣喜若狂，心里琢磨，老師無論如何也該表揚我一次啦！熟料，她側過頭來，狠狠地瞪著我，說了一句：“欒英杰是偶然的！”以后，我不止一次地享受過這種特殊的待遇，比如宣讀雙門100分，也就是語文、算數都考滿分的學生名單，讀到我的時候，她又瞪起眼睛瞥著我，用強調的語氣說：“欒英杰是偶然的！”
　　 我真的好尷尬，甚至覺得無地自容。難道我不配取得好成績？為什么我好也不是，壞也不是？當初我轉學的時候，老師不愿意接收我，是擔心我學習成績上不去，拖全班的后腿，現在我的成績上去了，她應該高興才是，好歹也得給兩句鼓勵的話吧？怎么總是動不動就給我白眼兒呢？無論如何，我搞不懂。不過，我畢竟是個孩子，老師說什么，并不真的往心里去，因此我學習的積極性沒有受到多大的挫傷。
　　 有一次開家長會，我終于醒過悶兒來了。
　　 幾天后，父親到學校參加我的家長會。那天，父親穿一身洗得已經褪了色的黑色的中山裝，腳蹬一雙布鞋，戴一頂黑色的舊單帽。此時，父親已經患了肺癌，面色十分不好，他是努力支撐著來的。我們家的情況就是這樣，母親患有精神分裂癥，家里家外就苦了父親一個人了。
　　 我們父子倆一起走進校門，來到教學樓門前。我的老師正站在門口迎接學生家長。就在我和父親走到與老師只有七八米距離的時候，另一位同學的家長出現了。那位同學的家長中等個頭，皮膚白皙，鼻梁上架著一副眼鏡，顯得斯斯文文的。老師看見我們父子倆的同時，也看見了那位學生家長，她馬上沖著那位家長熱情地迎了上去，她的臉上綻開了燦爛的笑靨，兩眼放射出激動的光芒，連連點頭說著：“您好！您來啦！”然后欠著腳跟、仰著頭，目不轉睛地看著對方，熱情地與對方交談。那個表情，與我若干年后當記者，參加“母親水窖”慈善工程時親眼目睹的諸多女粉絲見到她們的偶像劉德華時的表情一模一樣。
　　 我父親止住腳步，等候和老師打招呼。老師終于和那位學生家長說完了，打了個“請進”的手勢，才轉身和我父親說話。此時，她燦爛的笑靨飛速地收斂起來，對著我父親，勉強擠出了一個微笑，說：“來啦，進去坐吧。”
　　 我父親進去了，我留在外邊。此時，高志勇站在我旁邊，他低聲對我說：“看見了吧？老師對宵竹的父親多熱情！跟對你爸不一樣吧？”高志勇長我兩歲，所以他的想法多一些。我沒有回話，因為沒有想那么多，然而高志勇卻非要把這點兒事說透不可，他說：“你知道宵竹的爸爸是誰嗎？”我說：“不知道哇?！彼f：“我告訴你吧。他爸爸是歌唱家，廣播電臺里播放的《金瓶寺的小山》、《克拉瑪依之歌》，就是他爸爸唱的。他爸爸叫朱崇懋。電影《農奴》、《遙遠的勐垅沙》看過沒有？他爸爸還是樂隊指揮呢！你知道嗎？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他爸爸也參加指揮了！”他還說，你剛轉來的，什么都不知道，咱班那誰的爸爸是大干部，那誰的爸爸是老紅軍，那誰的爸爸是中央警衛(wèi)團的等等。
　　 高志勇這一通爆料，讓我十分震驚：以前的那個學校在宣武區(qū)，“窮崇文，破宣武”，在北京市在講兒的；班里的學生，絕大多數是農民子弟，家里的條件都不好，哪里曉得這里的同學都是這樣的家庭，差距太大了，簡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我多少有點兒回過味來：我想起剛轉學的那天，我爸爸也是這身行頭、這一臉菜色；我交記分冊的時候，家庭出身一欄填寫的還是工人。我隱隱地感到了一絲自卑。我明白了，老師看不起工人家庭的孩子，她的潛意識里蟄伏著抵觸甚至排除的情緒。
　　 其實，我父親是個干部，不過樸實、本色而已。1960年7月，黎巴嫩足球隊訪華，在北京先農壇體育場與中國火車頭隊舉辦了一場友誼賽，其時，我父親是中國火車頭體育協會的總領隊。賽后，周總理和國家體委主任賀龍下到場地接見雙方運動員。雙方運動員、教練及領隊站成一排與周總理、賀龍握手。周總理接見到我父親時，發(fā)現我父親的著裝和別人不一樣，就是他常穿的那身褪了色的黑色的舊中山服，周總理當即夸獎我父親：“哦！你很樸素嘛?！?br />　　 過了大概兩三年的時間，我父親調到了商業(yè)部。有一天，他和幾位同事到人民大會堂開會，那天的大會由彭真同志主持，周總理等老一輩革命家蒞臨會場。我父親在臺下和眾多的干部坐在一起。周總理的記憶力好得驚人，他只接見過我父親一次，還是在先農壇體育場那一次，但是，當他環(huán)視會場的時候，一眼就認出了我父親。他隨即對彭真同志耳語了幾句，讓彭真同志表揚我父親。彭真同志立刻點我父親的名字，讓他站起來，當眾表揚：“今天到會的人員，大都是黨的高級干部，大家的著裝都很講究，不是一身呢子就是一身嗶嘰，唯獨欒XX同志，穿著這么一身褪了色的衣服……”號召與會干部向我父親學習，永遠保持我黨艱苦樸素、艱苦奮斗的革命本色和光榮傳統(tǒng)。
　　 我父親這個人，情感樸實，不喜張揚。其實，他還是個有幾分特長的人，比如，他喜歡水墨人物畫，我的床頭上至今還懸掛著他的作品——《鐵杵磨成針》。他尤其喜歡漫畫，六十年代初期的《北京晚報》、《北京日報》、《人民鐵道報》都刊登過他的作品。他創(chuàng)作的漫畫《占座》，甚至在他逝后多年出版發(fā)行的《諷刺與幽默》上，被宵小之輩冒名盜用過一次。他的日語，也具備很高的水平……
　　 其后不久，我們全班組織秋游，去頤和園。
　　 我們是租用一輛公交車去的，早晨7點半就到了頤和園門口，大家排成兩個縱隊，興高采烈地走到了昆明湖畔的銅牛的邊上。
　　 老師站在兩排縱隊的前面，向大家宣布注意事項。就在老師剛要開口的那一瞬間，我的一位同學先說話了，他問老師：“他怎么也戴著中隊長符號啊？”說話時還回頭瞥了我一眼。
　　 這位同學是我們班的班長，也是中隊長，他的左臂上也戴著中隊長符號。據說，他的父親級別很高，所以，平日里老師對他格外恩寵；他自己也很傲氣，大約在他的眼里，我這個宣武區(qū)轉來的工人子弟是沒有資格和他一樣佩戴中隊長符號的。只見老師看了他一眼，回了他一句話，但是，因為聲音很小，我站的位置又比較靠后，所以我沒聽清楚老師說了什么？隨即，老師把目光轉向了我，一臉的笑容瞬間變成一臉的怒色，用最大的嗓門咆哮了一聲：“欒英杰，把你的中隊符號摘下來，你現在不是中隊長啦！”
　　 我聽清了老師這句話，但是，我似乎又沒有聽懂。不會吧？怎么這么突然，當著所有同學的面突然宣布我不是中隊長了，讓我把中隊符號摘下來？我想，可能沒有聽清楚，老師沒有說這句話？所以，一時間不知所措，傻愣愣地站在那里看著老師。
　　 見我沒有反應，老師勃然大怒，她臉漲得通紅通紅的，眼睛瞪得老大老大的，聲色俱厲地喝道：“欒英杰！把你的中隊符號摘下來！你現在不是中隊長啦！”
　　 這一聲斷喝，像炸雷一般！所有的同學都回頭看我。有一個同學還提醒我：“老師讓你摘中隊符號呢。”我趕緊用右手摘中隊符號，慌亂之中，曲別針還把左手扎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