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是讀書月。一年十二個月，設(shè)立讀書月，并不是要人們等到四月才讀書，如京東購物節(jié)那樣，“錯過三天，再等一年”，而是要營造一種全民閱讀的風尚。
　　 讀書的動因主要有二：一是興趣。如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二是功利。古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因為“讀讀讀，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十年寒窗，一本萬利。清朝詩人蔣士銓詩云：“人間第一科名貴，回首高堂只獨愁。”4歲時，母親開始教他讀書，夜夜讀到三更，“母意孜孜兒欲臥，剪寒燈、掩泣心酸楚”，母是寡母，子是孝子，還是母子忍別，赴省進京，求取功名；他后來寫了許多催人淚下的懷念母親的詩文。
　　 國際組織對當今世界有關(guān)國家年人均讀書量作過調(diào)查：以色列64本，俄羅斯55本，匈牙利50本，奧地利43本，美國40本，日本40本，印度30本，法國20本，韓國11本，中國4.66本。另外聯(lián)合國對世界500強企業(yè)家讀書情況也進行過調(diào)查，日本年讀書50本，中國年讀書0.5本。
　　 早就聽說以色列人愛讀書，但能讀那么多書，還是讓人不可思議，一個星期讀一本書，一年才52本。我不善交往，不會打牌，不愛旅游，消磨時間的主要方式就是看書，但我絕對看不了那么多書。如散文集那樣的書，一周能看兩、三本，但《西游記》那樣的長篇小說，上下兩本，一周也只能看一本。記得當兵時有一次生病住院，護士給我找了一本《西游記》，一個下午就看完，那時精力旺盛，現(xiàn)在可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如果是先秦諸子、《史記》《資治通鑒》這類文言文書，就不是論部，而是論篇，遇到讀不懂的地方要反復(fù)讀多遍，有些地方還要背誦，讀起來更費時日，《老子》五千言，還不及一篇領(lǐng)導(dǎo)講話長，就要讀兩個星期。我因患視疲勞，久已不看書而是聽書，將紙質(zhì)書掃瞄轉(zhuǎn)換成電子書，用讀書機朗讀，聽書比看書速度快一些，一小時一萬字，但讀書機不是“機器人”，古代詩文都要反復(fù)聽幾遍。
　　 1966年6月以后，高考?？迹笾行W停課，1968年中學生開始上山下鄉(xiāng)，1970年恢復(fù)了部分理工科大學，但也只憑推薦，因此“讀書無用論”盛行。而且那時也沒多少書可讀，在破“四舊”的熊熊烈焰中，大批書籍被化為灰燼，隨風飄散了。學?！巴Ｕn鬧革命”時，我還是小學生，沒資格“造反”、串連，整日無事，所能看的書，主要是《毛選》四卷。我特別喜愛看《毛選》中的注釋，那知識真是豐富，據(jù)王立群先生說，恢復(fù)高考后他考歷史學研究生，憑借的主要就是《毛選》注釋中的知識。一次，我發(fā)現(xiàn)我家居住的機關(guān)大院傳達室的老頭有一本《水滸傳》，向他借他不肯，我就用一瓶二兩五裝的洋河大曲和他換了那本書，是七十一回本的上部，到第36回，書很破舊，書縫里還臥藏著虱子。1968年學校復(fù)課后，我又用一副25斤重的啞鈴，和一個同學換來一本《三國演義》，還是毛批本，也只有上部，到第60回，書也很破舊，第58回曹操征討馬超，被打得大敗，割須棄袍，欲知后事如何，后面兩回卻被撕掉了。后來我又從一個曾當過造反派司令的高中生那里，一毛錢一本，買了十幾本小說，那個“司令”慎重地對我說：“這些都是‘四舊’，你看時小心些，如果有人問，千萬不要說是我給你的。”
　　 1971年元月，我?guī)е睹x》四卷、《毛主席五篇哲學著作》《毛主席詩詞》《毛主席語錄》和那十幾本小說來到了部隊，另外還帶去一本劉少奇的《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我也不明白，當時怎么會把那本書帶去，可能是想早日入黨吧。部隊對政治、文化教育是很重視的，有許多人在家沒上過學，到部隊后學會了看書、寫字，記得曾聽說，有一年十二軍挑選有文化的新兵到通訊營，考試的內(nèi)容是寫出他們軍長的名字，能寫出來就是有文化了，有人將“李德生”寫成“李得生”，沒有被錄取。我們部隊在皖西大別山區(qū)的一個山溝里，剛到那里時還沒有營房，住在老鄉(xiāng)家里，晚上沒有電燈，就在用墨水瓶做的小油燈下讀毛主席的書。我常常熄燈以后躲在被窩里用手電筒看我的那十幾本小說，看后隨即收起來。一次，我公開地看蘇聯(lián)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wèi)軍》，我認為那不是“毒草”，班長問：“你看的是什么書？”我說：“蘇聯(lián)小說，你看不看，我借給你?！彼f：“那是修正主義的東西?！蔽艺f：“不是，是革命小說，抗擊德寇的。”班長報告了連里，指導(dǎo)員說：“蘇聯(lián)以前是社會主義，現(xiàn)在是社會帝國主義，已經(jīng)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睍粺袅?。書是上部，又問我要下部，我說沒有，就來搜查，查出了我放在墊被底下、還未來得及藏好的另外幾本小說，《鐵道游擊隊》《小城春秋》和列夫.托爾斯泰的《哥薩克》、阿列克謝.托爾斯泰的《兩姊妹》。《鐵道游擊隊》中的胡服是劉少奇，《小城春秋》中的吳堅的原型被認為是陶鑄，這兩本書當然就是“毒草”，那兩個托爾斯泰的小說沒人看過，但一個是俄國的，一個是蘇聯(lián)的，一是資本主義，一是修正主義，那還能有什么好東西。我與他們爭辯，列寧、斯大林也是蘇聯(lián)的，列寧也看托爾斯泰的小說，指導(dǎo)員說，他們都是革命導(dǎo)師，你講話要注意。書全被燒掉了。因為看“毒草”，特別是因為我的“態(tài)度”，入黨被“考驗”了兩年多，最后還是營教導(dǎo)員出來給我講了話。教導(dǎo)員是個讀書人，新中國培養(yǎng)的第一代大學生，營黨委會批準我入黨之前他親自來找我談話，那天，下著濛濛細雨，我正拿著一把長尺，在營房山墻的黑板上出黑板報，我們就在黑板報的檐下談了起來，他對我說：“毛主席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zhàn)勝敵人的?！惫膭钗依^續(xù)努力學習。此情此景，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還有一個讀書人，原是軍區(qū)政治部宣傳部新聞干事，到我們團政治處任文化干事，是個軍旅詩人，在我們連體驗生活，就睡在我的下鋪，常給我講莎士比亞、歌德、裴多菲、普希金、萊蒙托夫、馬亞可夫斯基……我把委屈告訴他，他對我說：“要正確對待，但還是要多讀書，部隊需要有文化的人?！?br />　　 后來，為了配合那個年代不斷開展的政治運動，也出版了許多書籍和學習輔導(dǎo)材料，不僅有作為批判的武器的“正面”書籍，還有作為被批判的靶子的“反面”書籍，如在“批陳整風”中，出版了《共產(chǎn)黨宣言》《法蘭西內(nèi)戰(zhàn)》《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一批馬列著作；為配合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出版了《知識青年自學叢書》，不僅有《社會發(fā)展史》《世界史話》《中國古代史話》《中國近代簡史》《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簡史》《政治經(jīng)濟學基礎(chǔ)知識》《簡明中國文學史》《古代中國文學作品選讀》等文史書籍，還有《簡明中國地理》《軍事基本知識》《氣象知識》《醫(yī)學衛(wèi)生知識》《快速針刺療法》《天文知識》《數(shù)理化自學叢書》等其它書籍；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出版了魯迅著作、范文瀾的《中國通史》，楊榮國的《簡明中國哲學史》《中國古代思想史》、北大編寫的《儒法斗爭史概況》以及儒法兩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韓非、王充、韓愈、柳宗元等人的著作；毛主席又要求許世友“讀《紅樓夢》，一遍不行，至少要讀五遍”，于是又出版了《紅樓夢》以及《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在批《水滸》運動中，出版了《水滸全傳》等。我常背著一個黃帆包，包里裝著幾個冷饅頭，在大別山深處的那些鄉(xiāng)鎮(zhèn)新華書店里尋找書。一次往返80余里，從皖西金寨縣響洪甸水庫旁的營地，到六安縣獨山鎮(zhèn)新華書店尋找魯迅先生的書，出發(fā)時還晨星未落，歸來時已皓月東升。我還曾請一個山東日照老兵，回家探親時幫我找《水滸傳》,他還真找到了，有好幾本，全是線裝書，但帶來后不敢給我，去請示指導(dǎo)員，指導(dǎo)員說：“你怎么能用這種東西來毒害革命戰(zhàn)士？”將書沒收了，但沒有燒掉，歸指導(dǎo)員自己了。
　　 住院時給我找過《西游記》的那個護士，父親是個將軍，母親也是部隊干部，在某省軍區(qū)政治部文化處，可以弄到書，我就請她買書。出院后，她給我寄來一個郵件，但通訊員拿到郵件后立即就送到連部去了，部隊是不允許男女戰(zhàn)士私下來往的，我剛出院，就收到醫(yī)院寄來的東西，最主要的是郵件寄件人是個女姓的名字。副指導(dǎo)員負責審查此事，他問我：“誰給你寄來的？”我說：“后方醫(yī)院的一個護士?！薄笆鞘裁礀|西？”“可能是書。”拆開來是幾本魯迅著作，還有一套新版的七十一回本《水滸傳》?！八秊槭裁唇o你寄書？”“我請她買的。”郵件里還有一封未封口的信，副指導(dǎo)員又問：“信里寫的什么？”我把信看了，是幾句附言。護士是干部，談戀愛不違反紀律，但我是戰(zhàn)士，當時正在努力爭取入黨，就是有那個賊心也沒那個賊膽啊。我把信給副指導(dǎo)員看，又將每本書都翻了一遍，讓他知道書里并沒有另夾帶信。那個護士知道我喜歡看古典小說，以后又給我寄過一部《東周列國志》。當時聽說江青、王洪文都在看《紅與黑》，但那書是搞不到的，他們能看別人不能看。
　　 在部隊幾年，我發(fā)的津貼大多買書了，退伍時大多數(shù)人都帶木材回來，我什么也沒帶，只帶回來一箱書。那是特殊年代出版的書，印著那個時代的風云標志，以后大概是不會再版了。有一本《<論語>批注》，是北京大學七0屆工農(nóng)兵學員大批判組編著的，還有一本《黑書批判資料匯編》，匯集了對建國17年一百部小說批判的文章，還有八個樣板戲的劇本和主旋律譜等。已過去半個世紀，書頁都已發(fā)黃，就像秋天的落葉，見了真恍如隔世。
　　 到“文革”后期，毛主席也不能容忍全國只看八個樣板戲和浩然的兩部小說的這種狀況，文化藝術(shù)領(lǐng)域開始復(fù)活，書店里書漸漸多了，人們對讀書的禁忌也漸漸少了，到恢復(fù)高考以后，讀書成了那個時代的風尚。古人重讀書，就有人將墨涂在嘴上，在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前期，青年人手里拿一張報紙，腋下夾一本書，比留長頭發(fā)、穿小腳褲要時尚得多，就如現(xiàn)在有人喜歡“炫富”，吃一頓油悶大蝦也要上網(wǎng)曬曬一樣。我有一個朋友，追求對象時送的禮物是高爾基的《在人間》和《母親》，還有一個朋友談戀愛，像雄孔雀展示羽毛似的大談歐洲哲學史，這在現(xiàn)在是會被當作神經(jīng)病的，而那時許多人為了談戀愛，像老師備課一樣特意去讀書。
　　 那個時期我是能找到什么書就讀什么書，還自不量力地讀過《資本論》、黑格爾的《小邏輯》，也找不到人請教，豬八戒吃人參果——不知其味。讀得最多的是魯迅著作，從1973年讀《阿Q正傳》至今，每年都要將魯迅的書全部讀一遍，東坡詩云“好書不厭千遍讀”，魯迅著作就是這樣的書?！端疂G傳》和《三國演義》也是我那時常看的書，正常就放在枕頭旁邊，住在我家隔壁的地區(qū)商業(yè)局的一個副局長，天天和我討論《水滸傳》。當時雖然出版的書多了，但許多書仍然是“緊俏”商品，要按干部級別、要領(lǐng)導(dǎo)批“條子”、要找關(guān)系才能買到。1975年中華書局重版《史記》，我是請一位戰(zhàn)友在外地買的，那是我擁有的第一部大部頭的書，共十本，價11元。后來那位戰(zhàn)友又給我買到了《漢書》與《后漢書》。有個朋友給我從某企業(yè)的圖書室里借了一套裴注《三國志》，我說：“你不能叫你丈母娘把這套書賣給我嗎？”他的丈母娘是廠工會主席。他說：“這樣，就說你把書弄丟了，按價賠償吧。”那是一套舊書，有幾本書面都沒有了，但書買不到，只好如此。二十四史中寫得最好的前四史我終于全有了。我還用此法，從地區(qū)紡織廠圖書室搞到了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和郭沫若先生的《李白與杜甫》，書也都很舊，《李白與杜甫》封面和封底都沒有了。
　　 一天，我在解放北路新華書店的柜臺上，見到一套《清史稿》，我問：“這書是樣品還是出售的？”答：“出售的，你要嗎？”那套書共48本，80余元，而當時我一個月工資33.5元。我很猶豫，幾次在書店柜臺前徘徊。店里一位老先生就問我：“你是搞什么工作的？”我說：“在醫(yī)藥公司?！彼f：“你不是搞歷史研究的，沒必要買這樣的書，就是買得起，也看不過來。”一語喚醒了癡迷人，于是我另買了一套蔡東藩著的《清史通俗演義》，以前我曾從縣圖書館借過一套蔡東藩的《前漢演義》，它們是一部系列叢書，從先秦到民國，共22本，雖是通俗演義，但并非七分虛構(gòu)，資料都取自正史，頗為可信。
　　 一次，一位在地區(qū)文工團吹圓號的朋友，將我?guī)У剿麄儓F長家里，給我借書。團長指著一只大木箱對他說：“你把它打開?！比缓髲南淅锬贸?本書，借給了我，那是一套1932年出版的刻本《古文觀止》，沒有標點，憑我的古文水平，是讀不通的，但書中有人用紅筆作了圈點。那時《古文觀止》還未再版，我準備全部抄下來，請朋友去對團長說，再延遲幾日。團長說：“告訴他不要抄，喜歡就送給他?！倍嗌倌陙?，我常想著要將書再還給那位團長，他和我素不相識，能熱情地將書借給我，已是感激不盡，沒有理由不還給他，但一直未去。他是一位新四軍老戰(zhàn)士，年青時考入“魯藝”，后在部隊文工團拉小提琴，現(xiàn)已去世。那時我曾多次遇到這樣的熱心人，特別是師專一位叫王吉鵬的老師，不僅不認識我，還無人介紹。我去師專是找另一位老師的，那位老師我也不認識，是我姐姐上初中時的語文老師，已過去了十多年。那位老師不在，王吉鵬見我站在走廊上等，就問我找他有什么事，我說借書，他說：“你要借什么書？看我能不能幫助你。”我就向他借了兩本《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后來我又到他家去過兩次借書。他是東臺人，畢業(yè)于內(nèi)蒙古師范學院研究生院中文系。